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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白纸黑字」的陷阱:从两则奏议看文官对皇帝「祖制」的政治诠释

2020-06-11 来源:C生活的

「白纸黑字」的陷阱:从两则奏议看文官对皇帝「祖制」的政治诠释(上)

「家法」背后的真相

根据笔者的研究,宋代文臣出任军队统帅的现象之所以得以风行,原因在于仁宗朝发生了两起关键事件:其一,仁宗朝成立的「经略安抚使」制度,最初是由文臣担任此职务,此事开启了宋代「文臣可统兵」的先例;其二,也是更重要的一点,范仲淹、庞籍(988-1063)等人拒绝服从以往宋代文臣若须长期统兵,必须放弃文臣身分、换为武官的传统,并且获得仁宗(1010-1063,1022-1063在位)的同意。[6]

如同刘挚所言,皇帝一时的决定,很有可能成为后世援引、服从的典範,具有相当程度的约束力。然而,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这两起事件,便认同刘挚所说「不任武人为大帅」是宋代的祖制呢?先让我们看一段宋神宗与宰辅大臣讨论边区人事安排的对话:

当时神宗正听从王安石(1021-1086)的建议,大力支持基层文臣出身的王韶(1030-1081)进取河湟地区(今甘肃、青海一带)的主张。由于王韶的顶头上司──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大多不愿积极配合,安石便向神宗建议,在秦凤路另外成立一个专责单位:洮河安抚司。此段对话的时空背景,便是在讨论洮河安抚司的主官该由谁出面担任。

当时宋廷考虑的人选有两位:负责执行进取计画的王韶,以及积极协助王韶的武臣高遵裕(1022-1085)。枢密副使(相当于国防副部长)吴充(1021-1080)询问神宗与其他大臣该任命谁为主官,王安石则完全不避讳地提名自己的爱将王韶,理由是王韶为「文官」。听闻安石此言,神宗便做出了裁示:「应该用文臣担任主官。」

乍听之下,我们很容易认为用文臣出任军队、边防的主要负责人已经是当时的共识,否则神宗怎幺会不假思索地说出「当以文官为长」这种话呢?但是,如同我先前跟大家提及的,阅读历史不能只是浏览表面字句,还须细细品味文字背后,究竟蕴含了哪些没有明言的含意。

各位试想,如果「当以文官为长」早已是当时的共识,那又何必开会讨论主官人选呢?正因为存在着不确定因素,才有必要召开联席会议,寻求大家的共识。既然如此,当时究竟存在着哪些不确定的因素呢?

事实上,当时并没有明文规定要以文臣担任战区长官。以北宋中期以降的重要边防体制──经略安抚使制度为例,虽然《宋史‧职官志》指称经略安抚使的任官资格是「以直祕阁以上充」,[8] 也就是具备一定职等以上的文官才能出任,但这不表示武臣就无法担任经略安抚使。

举例来说,在经略安抚使制度成立之后不久,仁宗曾任命武臣高继宣取代文臣杨偕(980-1049),出任河东路的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。庆曆三年(1043)七月与十月,接连出现仁宗任命武臣郭承祐、李昭亮(992-1063)出任河北前线战区主帅的案例。[9]连对抗辽国的第一线,仁宗都敢任命武臣担任统帅,换句话说,以文臣出任前线长官并非当时的硬性规定,而是相当程度地出自皇帝的自由意志。

那幺,仁宗为什幺会选择任命这些武臣呢?简言之,就是「信任」二字。若我们细考高继宣、郭承祐、李昭亮三人家世,可以发现这三人与宋代皇室已有数代的交情:高继宣之父高琼(935-1006)在宋太宗(939-997,976-997在位)尚未登基前,就已经是他的人马(搞不好还参与了「烛影斧声」事件);太宗即位后,高琼与其子继勋(958-1035)、继宣成为太宗朝以降的重要武臣。

至于郭承祐、李昭亮,两人的先祖皆是宋初立国以来的知名武将,两人更具有外戚身分,与仁宗实为亲戚关係。[10]在「有关係就是没关係」的思维模式下,任人唯亲实是人之常情,无怪乎仁宗敢重用这些武臣,甚至以他们在国防前线统兵掌权。

「白纸黑字」的陷阱:从两则奏议看文官对皇帝「祖制」的政治诠释
虽然仁宗朝常被认为是文臣势力高涨的时代,宋仁宗仍然相当重用武臣,显示比起文武之别,能否得到皇帝的信任,才是更重要的选任指标。(图片取自中文维基「宋仁宗」条目。)

在与大家介绍仁宗如何重用武帅之后,我们再把镜头拉回神宗朝的武将高遵裕身上。高遵裕是何许人也呢?各位听了可别吓一跳。事实上,高遵裕正是前两段提及的高琼之孙!自祖父辈开始,高家已经三代担任宋廷武官,而且高遵裕此时的身分又比父祖辈更上一层楼:由于英宗(1032-1067,1063-1067在位)册立高遵裕的堂兄弟遵甫之女为皇后(即笔者于〈侏儸纪公园的高压电网〉一文中提及的宣仁后高氏),遵裕得以沾亲带故,成为英宗之子──神宗的远房亲戚。

是故,无怪乎神宗与宰辅们有必要为了此次的人事选任,因此召开联席会议了。然而,即便神宗说出「当以文官为长」的意见,相较于王安石对王韶的全力支持,高遵裕反而较像是神宗安插在前线的亲信,用以随时监控战事发展。

也因为高遵裕与神宗有着这层亲戚关係,元丰四年(1081),神宗决意大举进攻夏国之时,高遵裕成为统辖环庆、泾原两路的战区统帅。当时,受高遵裕节制的武将刘昌祚(就是本文上篇一开始引起刘挚不满的那位仁兄)原本已攻至夏国灵州城下,却因为避免与遵裕争功,接受了遵裕暂停进攻的命令(事实上,想争功的人其实是高遵裕才对),因而导致此役最后功败垂成。[11]

附带一提,此次大举伐夏的各路指挥官不是武臣(高遵裕)、便是宦官(王中正、李宪),显示文臣就算出任前线的军事统帅(如经略安抚使),他们也未必能担任大型军事行动的实质指挥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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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便许多文臣透过经略安抚使制度成为战区统帅,神宗朝依然常见武臣主持军事行动。举凡熙宁九年的交趾反击战、元丰初年数次讨伐泸州少数民族,以及元丰四年的五路伐夏等战役,皆是由武臣与宦官担任军队统帅。(图片取自中文维基「宋神宗」条目。)
跟政治语言认真,你就输了

因为刘挚「臣窃闻祖宗之法,不以武人为大帅」一句话,笔者带各位简单回顾了宋代部分(大家留意:并非所有文臣都希望排除武臣以独佔统兵权)文臣如何争取控制军队的历史。阅读孙何的奏议,我们看到的,不是宋代皇帝不以武臣担任军队统帅,而是文臣试图从武臣、宦官把持军权的指缝中,稍微夺回一部分的统兵权力。到了仁宗朝,新设的经略安抚使职务由文臣首开任职纪录,加以仁宗同意范仲淹、庞籍等文臣不须为了长期统兵而换为武职。此后,越来越多文臣依循着这两件前例,逐步成为前线战区的军事统帅。

即便如此,我们也很难相信刘挚所言「不以武人为大帅」是宋代真实存在的祖宗之法。否则,又怎幺会出现仁宗、神宗任命武臣出任战区统帅的现象呢?笔者认为,比起只是追究「不任武人为大帅」究竟是不是宋代家法,刘挚主张无论武臣是否具有才干,都不应该使其担任大帅的想法更具有分析的价值与意义。从经营国家或企业的角度出发,「用人唯才」当是对国家、企业最有利的选任标準。刘挚的言论,显然反映了宋代部分(并非全部)文臣将对于武人统兵的非理性恐惧,置于「选拔人才」的任官标準之上。

对于这些文臣来说,假使自己不被重用,那便是「不才明主弃」,是圣上有眼不识泰山;但是,如果是有才华的武臣不被重用呢?此时,部分文臣便戴上双重标準的有色眼镜,称讚圣上真是英明神武、乾纲独断!像刘挚这样的人,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公正无私、合情合理,所提出的「历史论据」(如宣称「不任武人为大帅」是「祖宗之法」),笔者会说这是种政治语言,是个为了说服皇帝而出于己意锻冶出来的「家法」,未必符合历史事实。

除了刘挚的奏议外,孙何的上奏其实也存在着以自己斧凿的政治语言,用以强化自身论述的问题。举例来说,孙何没有解释如果朱梁、后唐之后的文臣已经「专治笔砚,耻言军旅之事」,那幺为什幺以文臣担任军队统帅的效果还能优于武臣?(难道只因为他们比武臣会读书?)另外,孙何虽然声称「历代将帅,多出儒者」,但我们若用常理推论,就能知道历代将帅其实还是以武人居多。

「才兼文武」的「儒将」不是没有,但是为数甚少。正因为儒将难得,「才兼文武」才会成为许多文人标榜推崇的理想典範。如果今天大家每个人都文武全才,政府似乎也不必一直呼吁学校以五育并重作为教育目标了,不是吗?

结语:史书的虚景与真实

本文藉由探讨两则宋代文臣的奏议,向各位分析宋人如何透过自己的政治诠释,致力炼成一套隐含着自身理念的「祖宗之法」,企图以此影响皇帝就範。严格来说,这种为了阐释自身论点所援引、甚至发明的「历史论据」,往往只是种政治语言,未必是历史事实。在这些文臣的生花妙笔之下,所谓的「制度」就像是个可塑性极高的铁块,任由他们一槌、一槌地将它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貌。中国学者李立便注意到宋人写作奏议时,经常有其固定的论述套路:

按照李立的分类,刘挚、孙何奏议中所宣称的「祖宗之法」、「典故具存」,大概可以分属「政治原则」与「理想模式」两类。换言之,两者都不是「真实的历史教训」,只是两人为了增加说服力,所创造出来的架空历史。若不加思索地完全信以为真,只会与历史的真实形同陌路、渐行渐远。

「白纸黑字」的陷阱:从两则奏议看文官对皇帝「祖制」的政治诠释
笔者认为,宋代文臣对于皇家「祖制」的诠释,就像是铁匠在锻冶铁板一样,任凭他们将它敲打成自己想要的样子,未必符合历史事实。(图片取自日文维基「锻冶屋」条目。)

其实,不只是刘挚、孙何的论述可能出现虚构历史的问题。客观地说,只要是人创作出来的作品,都蕴含着作者个人的主观立场。即使是讲求「允执厥中」、如实书写的历史着作,也是如此。孟子(372-289 BC)曾说:「尽信书,则不如无书。」如果只是盲目相信书本的记载,全无自己判断思考的能力,会比完全不读书更为糟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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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尽信书,则不如无书」的意思,并不是叫我们乾脆不要读书,而是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,而不是毫不怀疑地完全相信书本的记载。(图片取自中文维基「孟子」条目。)

笔者认为,当我们阅读历史着作时,至少应该时刻记得以下几点:这篇文字最早的版本是谁写的?写了些什幺?有哪些应该记载的内容没有出现?为什幺作者要如此记载?举例来说,中国的史书大多由文人执笔写成。在文人的作品里,武人沦为被描绘的角色,缺乏自己的发声管道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读到的武人形象很可能只是部分文人的刻板印象,未必是历史事实。

阅读史书,应该时时反问自己是否觉得哪里有违和感?而不是一股脑地完全接受史书的记载。唯有如此,我们才不会落入读死书的陷阱,而历史,才得以真正成为训练读者思辨能力的实用学问。

「白纸黑字」的陷阱:从两则奏议看文官对皇帝「祖制」的政治诠释
阅读史书,我们要随时留意何处是作者炼成的虚景,何处又是作者该写而未写的真实。唯有随时秉持质疑思辨的态度读史,历史才能成为训练读者思维能力的实用学问。(图片取自日文维基「史记」条目。)
注释

[6] 关于北宋文臣统兵的传统如何建立,以及文臣为了长期统兵而转为武职的现象,欢迎参考笔者的硕士论文,见拙作,《以儒为帅:北宋统兵文臣传统的建立(1004-1085)》(台北: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,2014)。

[7] [宋]李焘撰,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北京:中华书局,2004点校本),卷226,熙宁四年八月,页5503。

[8] [元]脱脱等撰,《宋史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77年点校本),卷167,〈职官七〉,页3960。

[9] 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,卷134,庆曆元年十一月丁未,页3195;卷142,庆曆三年七月丙寅,页3395;卷144,庆曆三年十月丁酉,页3476。

[10] 郭承祐除了迎娶舒王元偁(981-1014,仁宗之叔)的女儿之外,更是仁宗担任太子时的直属部下;李昭亮是太宗皇后的姪儿,实为仁宗长辈。上述事蹟,见《宋史》,卷289,〈高琼传〉,页9691、9694-9697;卷251,〈郭承祐传〉,页8851;卷464,〈李昭亮传〉,页13563。

[11] 《宋史》,卷349,〈刘昌祚传〉,页11054。

[12] 李立,〈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方法之反思〉,收于包伟民主编,《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(1900-2000)》(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4),页35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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